编者按：

2006年12月12日，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潘岳副局长就学习贯彻周生贤局长会上讲话精神做了注释性学术报告。潘岳副局长从历史、文化、国际政治等多视角，从国内外环保发展进程，从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密切关系的论证中，深入剖析了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影响，提出了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重要思想、战略和体制的思考，对环境政策法制工作适应历史性转变的要求不断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此件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今天上午周生贤局长的报告很全面也很深刻，大家照着干就行了，我没什么再补充的。下面讲的话，既是对周局长报告的一点注解，也是我个人的一点思考，不算正式工作报告。因此也没有传达任务。今天想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三方面的问题：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中国环境问题造成的严重后果、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若干设想。

第一，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现状的认识
　　
人口资源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是960万平方公里，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有1/3天然不可居住了。这是两千多年来多次人口的迁徙和几次大屯垦造成的，一次在秦汉、一次在宋元、一次在明清，尤其是明清。三次大的迁徙，1/3的土地没了，沙漠化、荒漠化了。

建国以来，土地又因水土流失减少了1/3，现在可居住的国土面积是300多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却反而增加了一倍，从7亿增到13亿。许多人口学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在两三亿比较合适，7亿就是极限，实际上我们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13亿。更不幸的是，人口增长得最快的地区，往往又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也是全国生态屏障最重要的地区，也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生态难民最主要的产生地区。

什么叫“生态移民”？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国际词汇。它是指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因为贫穷，不是因为疾病，而是仅仅因为环境问题导致搬迁的移民。生态移民主要产生于非洲等穷国，因为那里干旱或沙漠化比较严重。但自从2005年袭击美国新奥尔良的飓风导致居民大规模迁居后，生态移民也开始敲响了富国的大门。联合国作了一个统计，到2010年全世界将有5000万以上人口因为环境退化而搬迁，到本世纪末有人说是4亿，也有人说是6亿人。

再谈谈能源问题。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是孪生兄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全世界几千年来战争主要为两个目的而打：一个是为意识形态，如宗教战争、西方民主化输出等等；再一个就是为了资源,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此而打的。

日本可以做个例子。日本当时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多，素质高，野心大，它有一个亚洲帝国的梦想。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能源。本来他有个“西进”战略，即先朝鲜，后满蒙，再中国，然后进军西伯利亚的能源开发。后来发现，中国当时只有煤，没发现石油能源，而进军西伯利亚又成本太大，开发时间也太长（大约半个多世纪）。因此他们决定了另一个战略，即“南下”战略，就是打通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进入波斯湾，把中东的石油运过来。为此就必须发展海军，发展海军必须跟一路上所有的老牌殖民主义者发生冲突，而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坚决盟友正是美国，日本背后的钉子正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所以无论如何要打珍珠港，无论如何要把背后的钉子拔掉才能放心南下。日本还必须占领澳洲，因为那里有铁矿砂。

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必然要走向资源枯竭，必然要为争夺资源而不断冲突。如今中国45个主要矿种在14年后将剩下6个，石油5年以后将60％以上依靠进口，木材铁矿等等也统统要依靠进口。中国GDP占世界4％，却消耗了全球26%的钢，37%的棉花、47%的水泥。传统工业化需要的三大自然要素，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水，一个是矿产资源，中国已耗损大半。

再说说环境问题。如今中国有三大污染：一是工业污染。我们现在拉动GDP增长几乎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如造纸、电力、化工、建材、冶金等等。二是城市污染。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空气严重污染。中国人好面子，在城市地上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上三路”都修得不错，而“下三路”几乎都不通。仅因排污管网不通，很多污水流不过去，那些建起来的污水处理厂就变成了形象工程。三是农村污染。这是我们治污工作中的弱项。农村面源污染那么重，别说治理，由于体制制约，就连统计数据都算不出来。总体而言两句话描述：一是1.5亿亩土地受到污染，其中一部分是重金属污染，很难恢复；二是1.5亿吨垃圾露天存放，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等于零。现在谈新农村建设，生态安全应该是第一位，如果生态文明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都没有享受的基础。

如今，除了众所周知的这些老污染以外，一些新的污染接连而来，比如废旧电子电器的问题，比如机动车尾气问题，还有室内建材污染问题。北京的空气污染主要是机动车尾气造成的，尤其是北京三面环山，这些污染就淤积在城市上空，形成“阴霾”现象，让人昏昏暗暗看不清。还有洋垃圾进口问题，因为我们缺资源，就进口洋垃圾。但洋垃圾进来后应该有一个循环利用系统，可实际上他们将洋垃圾中有用的部件拆了，没用的就扔，这就造成了重金属严重污染。尤其在沿海城市十分突出，部分地方土壤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还有生物多样性问题，还有争论不休的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还有争论不休的核能核电的问题，还有我们至今不知道的、没有定性的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一组数字：2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得以明显提升，创造了不少奇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全世界第一，中国的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中国引进外资全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的煤炭、石油、钢等能源消耗全世界第一，建材消耗全世界第一，原材料进口全世界第一。中国是工业用的木材纸浆纸产品全世界第二大市场，石油进口全世界第二，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到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劳动生产率是发达国家的1/30。我们的化学需氧量排放是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全世界第一，碳排放是全世界第二，十年以后第一。我们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的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化学物质处理率不足30％。三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四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其中1/3的城市空气是严重污染。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一多半的城市空气不达标，山西几乎全不达标。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逢水必污、逢河必干、逢雨必酸”。

传统污染的数字固然可怕，但是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就象一个人得癌症还没到中期晚期时还可以撑一段时间。如今最头疼的也是最紧迫的问题是环境高风险时期提前来到。

以松花江事件为标志，平均每两、三天发生一起和水相关的污染事故，现在已发生150多起了。这是一个布局和结构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都建在水边。先不说钢铁厂、冶炼厂等等，仅石化化工企业一项，一万个在长江，四千个在黄河，还有两千个在人口密集区与饮用水源地。其中81％地处环境敏感区域，45％存在高风险隐患。有人会问，国外的石化企业也是在水边，因为取水方便、运输方便、排污方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水边？那是由于人家在建的时候，都考虑到了环境因素，为环境安全而建了很多设施。还有一个产业链的问题，即把这些重化工大规模、大集中、大封闭地建在一起，为未来的大综合、大循环奠定了整合的基础。而我们东一个西一个，重复建设不说了，但远远未考虑环境问题倒是真的。我们正在亡羊补牢，在高风险企业的旁边挖一个池子，建一个隔离带，争取一出事故能使污染物不流到江里。但这并未根本解决问题，它们确实成了一枚枚环境风险的“定时炸弹”。

未来几年里，水污染的危机和缺水的危机会成为中国环保的一块心病，也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水污染，一方面严重缺水。一缺水我们就抽地下水。过度的抽地下水，致使华北出现了一个25万平方公里的大漏斗，并且每年以一至二米的速度在下沉。这个大漏斗又在河北等地产生了一系列大裂缝，几十年之内难以恢复。华北平原各级政府现在都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南水北调赶紧过来。但几乎所有当地领导想的不是让这些水来涵养生态，而是为了上更多的火电与传统高耗能工业。环保部门这点人管不了如何用这些水，也管不了南水北调工程对长江的生态影响。我们首先头疼的是南水北调的水是不是污染的水，流过来的究竟是几类水质？

一百年来，全球用水增加了五倍，40年后要翻一番。由于缺水，粮食产量必然下降，水价必然飞涨，水将继石油以后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不得不考虑的。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

　 第二，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造成三大严重后果

第一大后果是直接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十五”计划时，各省市GDP的指标全都超额完成了，一系列人因此升官，一系列人因此发财，一系列人因此上了广播电视，但是能耗的指标和环保的主要指标没有一项完成，全部都欠账，而且还有反弹。环保的指标一个是COD，水的指标；一个是二氧化硫，气的指标。COD每年的环境容量是700万吨，现在排的是1500万吨；二氧化硫每年的环境容量是1200万吨，2005年排了2500万吨，今年有可能突破2700万吨，2010年可能是3200万吨，2020年3500万吨以上。到时候国土面积50％都将被酸雨覆盖，80%的人口将处于严重的空气污染中。

这源于我们重化工业发达，大气污染90％来自工业，工业中污染的70％来自火电。中国的能源结构85%都是燃煤结构。火电每年投资增长50％以上，2004年装机是三亿多千瓦，明年有可能一跃进入五亿多千瓦。这当然要拉动煤炭的需求。煤炭每年增长2亿吨，2005年是21亿吨，今年24亿吨，2010年将达到30亿吨。这一系列火电的发展，当然会产生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为此就必须实行严格的脱硫政策。但如今全国火电厂相当部分没有安装或者没有运营脱硫设施。

世界银行做了一个统计，说空气污染造成的一系列损失几年内将达到我们GDP的13％。可能估计得稍高一些，但确实表明我们必将回头支付巨大的治理成本，而这些治理成本很可能抵消我们取得的经济成果。

现在，GDP、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是“三同步”的。我们都知道这几年GDP增长10%，能耗增长10%，污染物排放量也差不多增长10%。“三同步”的增长就使大家理解为什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要把这三个指标并列到一起来考核各级干部的政绩；大家也就可以理解总局为什么对火电、石化项目这么敏感的原因。因此，大家要记住几个“三”：三个5年计划的环保欠账，三个指标的同步增长，三个指标的第一次并列，因此要实现环保工作的“三个转变”。

我对那些来上火电厂项目以大带小、以新带老的承诺越来越不相信。如果这些纸面承诺都兑现的话，中国的脱硫早完成达标了。这说明许多项目是在蒙我们，当然也就是在蒙中央。所以说环境严重制约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这句话是不过分的。

第二个后果是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两会的提案中，环境保护作为热门问题，已经超过公共安全、教育、医疗，成为前五位的热点关注问题。在北京等大城市已成前三位热点关注问题。未来的水电开发，将使移民、土地、环境三者搅合在一起，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还有就是人体健康问题。环保局管的是污染，卫生部管的是癌症，但什么污染造成什么样的疾病？污染和癌症两者之间的研究是空白，在国外却有专门的研究。咱们不是说以人为本吗？人命值钱啊，我们这方面的统计机制还远远没有到位。总体而言，城市的四亿人口受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150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患上了呼吸道的各种疾病。据肿瘤专家统计，每年200多万癌症病死者中，70％跟环境污染有关。甘肃徽县出现血铅中毒，其中相当部分为儿童患者。我刚处理完，随后又陆续接到东部一些省、市老百姓来信，反映那里的血铅中毒比甘肃还严重得多。大家知道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个概念产生于循环型社会，循环型社会的概念产生于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理论又来自于日本，或者说来自于日本一次声势浩大的环境运动。这个运动因为什么来的呢？因为水俣病。这个病是由镉污染引起的。株洲冶炼厂的污染，也正是镉，而且非常严重。

再有就是环境公平问题。环境不公平必然促成社会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也反过来会加重环境不公平。城乡不公大家已经知道了，农村的环保设施等于零，有限的环保投入全部用于城市和工业。区域也是不公平的，西部廉价的能源供应东部而没有得到生态补偿。人群不公平就更不用说了，有钱的洗桑拿、开高能耗的汽车，山西的“煤耗子”炒热了北京的房地产，现在进一步往东转移。他们也知道污染，也在逃避污染，而矿区都在严重污染，而承受的都是当地老百姓和居民。这便是严重的环境不公平，这能带来社会和谐稳定吗？

第三大后果是带来严重的国际问题。现在各主要西方国家已经把环境保护和人权宗教联系在一起，变成对华外交的主题。比如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正好赶上总书记访问英国，英女王首先谈的便是气候变化。外交学院不断要求我们给外交官们讲课，因为外交官以后出去经常面对国际上关于环境的询问，外交部也经常让我们出函提供关于环境问题的口径。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用环境问题制约中国，都会得到选票，特别会得到左翼的选票。

现在邻国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象日本、韩国最关心的是沙尘暴，他们认为沙尘暴100%来源于蒙古和中国，落在他们头上的酸雨50%来源于中国；东南亚一些国家抗议我们在上游修水电站，破坏了他们的生态；俄国、马来西亚和印尼认为我们的造纸业毁坏了他们的原始森林；美国认为我们十年内会成为他们西海岸的主要污染源。

最重要的是所有发达国家最关心我们的气候变化问题，也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世界300多个环境公约，中国加入了50个。以《京都议定书》为例，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但是定出一个削减的计划，又定出一个新能源替代发展计划，估计会马上见效好转，可能在五年内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也就是说美国从碳排放全世界第一会变成第二，中国将迎头赶上变成第一。我们变成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燃煤结构。我们现在非常庆幸美国是第一，何况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第一、二阶段没有削减任务。但到第三阶段即到2015年，我们也必须削减的时候，正赶上是全世界第一，我们将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

我们现在就应该马上调整应对，因为要改变一个能源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不是一两年就可以转过来的，要经过好几年的转型，包括加油、加气都要转，我们很多消费方式也都要转。但似乎我们还远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因此再过若干年，中国将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要减排，是天文数字，经济负担非常重；要不减，在国际上将成为众矢之的，中国的外交形象、政治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借此机会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文明问题，即西方传统工业文明与生态工业文明的问题。传统工业化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新型工业化产生于生态工业文明。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生发展原因很多，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技革命、商业革命等等，但是能延续西方工业文明的最重要一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无限自私的扩张本质，即海外殖民地。他们发现新大陆以后更加促进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更加需要大规模的商品输出与资源占有，更加可以把多余的人口、多余的矛盾，如阶级矛盾、经济矛盾，包括生态资源矛盾都转移出去。几百年来无一例外，美国就是这样来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上讲得就是一船冒险家与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到美国新大陆去找机会。这些移民在东部发展起来后便往西部开拓，再驱赶甚至屠杀当地土著人，因为那片土地有大量的矿产资源。西方国家一方面对外转移矛盾与成本，一方面对内实行民主福利，缓解了内部矛盾。当所有的新大陆都被发现完毕后，资本主义自私的本质和无休止的饥渴，仍然会无限制的扩张下去。这个扩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某个制度、某个公约、某个规则来限制，它像一台失控的机器一样不断地扩张下去。

但由于地球的资源与面积有限，为了能更有借口不断扩张，就需要制定一系列保护他们进行扩张转移的规则。这些国际规则的制订首先需要几次大国间的战争与竞争，打到最后，便可把这些规则固定下来。当然这些规则只是对发达国家有利，本质是不公平的，导致南北矛盾、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很难得到真正解决。尤其生态问题更是如此。

发达国家以15%的人口控制了世界85%以上的资源，而且通过自己定的游戏规则实行生态殖民主义，一方面提高本国的环境标准，一方面将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可能就是我们“第一外资引进国”的由来。引进了些什么？引进的可能比我们原有的先进，却永远比人家先进的落后；落后再引进，引进再落后，永远跟在人家后面不断循环。我在伦敦看到英国最后的一个老牌汽车厂已经落户我的老家南京。英国的一些老贵族很留恋这个车厂，但更多人很高兴这个厂转移了。两边都很高兴：这边引来了一个新项目，那外转走了一个有污染的老厂子，“各得其所”。

就全球范围而言，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发达国家的环境和资源成本买单。鉴于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你300块钱不干有人干，有人200块钱甚至150块钱也干。劳动力无限供给加上二元结构的限制，给了我们一个错觉，觉得中国目前的生产模式仍然可以照样折腾下去。这就造成我们经济学几大怪现象，除了对外贸易和外汇储备同时盈余外，还造成了产品过剩、产业过剩、劳动力过剩、货币过剩。

发达国家从没有全面兑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技术资金的承诺。他们说得好听，他们只转移设备，不转移技术。他们说技术在企业手里，企业有自己的专利产权。那还不容易？如真想帮我们，政府可以买断这些技术，再无偿赠给我们，跨越式的可持续发展不就完成了吗？还有，这些环保和节能的产业如果出口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给予优惠补贴呀！但他们不给，我们使用起来就很贵。与此同时，他们反倒设置了一系列绿色贸易壁垒，而且越来越多，来保护自己的制造业，限制我们产品的出口。对中国而言，受限产品以后是汽车，现在主要是机电、纺织。仅欧盟2005年关于机电的两项环保指令，使我们对欧机电出口损失了317亿美元，占我们对欧机电出口的71％。

我们付出生态成本，付出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打败了欧美制造业，造成了欧美制造业的大规模失业；为了养这些失业人群，他们政府就要出福利出社保；社保要大量的钱，政府就发行国债。谁来买？我们来买，我们是外汇储备第一。这等于我们花外汇帮他们养失业工人。经济学第一个定义就是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稀缺资源如今包不包括资源环境？这个帐是不是算进去了？

说到西方工业文明，就涉及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势不两立，但有一点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相同的，即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是一致的，因为当时的科技水平与生产力水平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都学自一个经济学老师，都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无限的，资源开采出来之前是无价的，所以才会出现“按需分配”与无限扩张。其实，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所以无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会产生工业化的奇迹，也都会出现传统工业化的污染与弊端，既会出现伦敦的雾，也会出现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马克思当时较多地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较少强调过度的生产消费与环境资源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在当时并不突出。

近几十年全球爆发的绿色生态运动反对一切传统工业化模式，不管你姓资姓社，凡高耗能、高污染、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他全反对。这些运动的骨干分子，竟然许多都是当年苏东时期的老共产党员。尽管如此，生态运动这些人仍然觉得跟社会主义更接近，主要是与社会主义政治理念比较接近，如基层民主、公平公正、可持续、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现在说的所谓幸福指数等等。所以生态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在组织上出现了“红绿”结盟，思想上产生了很多新流派，其中一个就是生态社会主义。这就不展开讲了。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转移生态成本上占了大便宜，但是地球的面积和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他们终于发现一个问题，即什么矛盾都可向他国转移，唯独污染转移不了，谁让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呢？我们国内污染也是如此，想转移也转移不到哪儿去，羊毛最后仍出在羊身上。这一点发达国家算是真正算明白了，明白了以后就做了很多政策上的调整。政治上的调整我不细说了，包括各政党的环境理念。在经济上，他们花了巨大成本进行了新型工业化的转型与实践，也就是取代了传统工业文明的生态工业文明。

发达国家一边在进行自身工业化的转型，一边“有限帮助、无限督促”发展中国家也向新型工业化转型。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里，他们最关注中国。因为他们没看到中国真正在转型，他们不相信中国一再宣传的“和平崛起”。因为他们是“过来人”，他们知道中国如按他们的老路往前走会发生什么。他们算了一笔帐：中国如在25年内仍按照现在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实现现代化，会消耗全球今天粮食总产量的2/3；每天会耗掉一万亿桶原油，超过全球今天总产量的25%；煤会超过全球总产量的30％；钢会超过西方所有工业国家产量的总和；汽车会超过全球总产量的38％。这样，中国需要1.2个地球来支撑。因此他们推断，中国必然会插手全球资源开发，必然会影响全球资源价格，必然会插手和涉及国际金融秩序，必然去保护能源通道，而为了保护能源通道就必然会发展国防力量，特别是海军，例如发展航空母舰，为此必然会与唯一的武器供应国俄罗斯联盟；必然会卷入一些地区的地缘政治，例如支持伊朗、苏丹，委瑞内拉。这便是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由来之一。所以，欧美发达国家集合起来一起向我们施压，所有的代表团来到中国，越来越多地要谈中国的环境问题，变成环境外交；所有中国的代表团出访，越来越多谈的是能源问题，变成能源外交。人家进来给我们造成了环境压力，我们出去被人家夸大成能源压力，环境和能源的两大项将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轴之一，直接关系到中国推动 “和谐世界”的结果。

我们只能实行“绿色和平崛起”。“绿色和平崛起”是什么内容？一共八条：第一是低消耗的生产体系，第二是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第三是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第四是持续循环的环境资源体系，第五是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第六是更加开放的金融贸易体系，第七是注重公平的分配体系，第八是开明进步的民主体系。

出于国情所限，我们必须对内对外都得这么说这么走，唯有此才能真正减缓我们的压力。但既然要这么走，就需要钱，需国际援助。钱从哪儿来？例如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世界的环境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中国一家造成的。既然是大家的事儿，大家就一齐掏银子，尤其是发达国家应该多掏一些。为了让他们多掏，就要修订那些不公平的国际规则，就要迫使他们真正承担起全球环境的责任。他们承担不承担正好成为衡量他们是否真正义的标准。如不愿承担，那就由社会主义大旗去承担。总有一天，社会主义必然能在国际层面上团结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讨还生态成本。这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国际内涵。

第三，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几点思考

第一个是讲思想观念问题。中国共产党建国57周年，前半段是阶级斗争，一切以政治为中心，以阶段斗争为纲。后半段是改革开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我们走入了误区，就是把发展等于单纯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等于单纯的GDP增长。认为只要GDP增长了，人口、资源、环境、政治、文化等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都有了充足的物质条件，这就是“先污染、后治理”思路的由来。

我也希望先污染后治理，反正治理是后代的事。可惜这样不成。许多因素表明我们无法先污染后治理。第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时世界早已经制定好了国际一系列不公平的规则，中国的生态成本根本转移不出去。绿色贸易壁垒就是其中之一，发达国家想什么时候制定就什么时候制定，他往我们转移时不制定，我们往他们那儿出口他们就制定，WTO也是这样。第二，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结构太差，人家能够折腾到人均8000到10000美元时解决环境问题，但我们在人均2000美元的时候环境危机已提前来到，不用等到小康，5年后就是环境风险高发期了。我们只能提前付出成本解决环境问题。第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当生态殖民主义或生态帝国主义，我们不能剥削亚非拉国家，我们不能不讲和谐世界。第四点最重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和谐文化，中华民族是全世界两三千年以来唯一以国家形态存留下来的同根、同种、同文的民族。犹太民族虽然同根、同种，但是他们不是以国家形态存留下来的。

什么叫国家形态？国家形态一是指伦理体系，二是指国家制度。中国的伦理体系和国家制度充满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智慧，可以说没这些生态智慧，中华民族存留不到今天。生态智慧的核心就是一个 “度”字。在伦理体系上，大家都知道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众生平等，琴棋诗画中的山水自然等等；国家政治制度上一直体现一种平衡、有序、协调、和谐的结构设计。如我们农耕时代的中产阶级乡绅制，乡绅制度是上传下达的革命隔离带，起到政权平衡的作用。还有科举制，还有历史上最早最完善的官僚体制等等。

这些存在了两千多年中国的农耕文明，在1840年迎头碰上西方工业文明。西方工业文明发现了新大陆觉得不够，觉得中国这块大陆还是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出于他无限扩张的饥渴本性，发动了鸦片战争，也开始了我们的民族屈辱史。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救国图强而奋斗。开始只觉得是技不如人，特别是在经济、科技、商业上不如别人，便开始了蓬勃的洋务运动；过段时间发现还是不行，又觉得制度不行，制度不行就要改良，又开始了风起云涌的戊戌变法；最后还是觉得不行，觉得我们的思想文化有问题，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思想障碍，因此又开始了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以革命文化代替传统文化。最后，大家无论左右都选择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正是这条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转移不出我们的成本与矛盾，耗尽了我们的资源与环境，我们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发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20多年里集中体现，20年的成果与20年的污染，这笔账要好好的算一算。一系列问题说明，经济如果出现问题，宏观调控可以解决；社会出现问题，付出一定的政治成本也可以解决；但环境要出了问题，那可是民族的灾难，是多少年无法扭转的。

我是绿色GDP课题组的组长。所谓绿色GDP的环境成本只占1/3，因为还有资源等等，但即便是环境成本，我们也只算出其中1/3，就这1/3，已占2004年GDP的3.05%。很多朋友经常责问我，说我是在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发展中国家，来限制我们国家的发展。我说，你们才刚刚知道你在发展中国家啊？那你为什么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高消费呢？买豪车、住豪宅、吃豪餐？你何必不惜国力地建设比欧洲还要豪华的城市大理石广场，还要耗水建大草坪？你又何必将70%的农村人口留在“二元结构”这堵墙以外，正是这至今落后贫穷的广大人群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公平正义的沉重负担。一句话，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不能全面代表中国，这些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才是中国发展水平的真正现实。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国力。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使我们发现，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解决全部的危机。新一届党中央因此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全面转型。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其实跟世界可持续发展理论完全吻合，它绝对不是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是解决“怎么活”的问题。就像一万年前所有的东西方文明都是在信息隔绝、道路隔绝的情况下，惊人相似地产生一样，现在又惊人相似地归结到一个点上。西方叫生态工业文明，我们叫科学发展观下的新型工业化。西方生态工业文明的内涵主要是可持续发展三大理念、新教伦理、新社会主义流派思想与新经济发展模式（包括循环经济、新能源、绿色消费等等）。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主要是可持续发展三大理念、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等等。我们强调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并不是鼓励人们回到农耕文明时代，而是用高科技和现代经济方式走新型工业化的 “第三条道路”。

和谐社会理论解决的是“为什么而活”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自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不是比谁最能斗争，谁最革命，但也不仅仅比的是生产力，而比的是谁最公平，谁最能共同富裕，谁最能使人全面发展，谁最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谁最讲诚信道德。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全集看一遍，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哲学本身就不是为斗争而斗争的哲学，终极目标还是共产主义，还是和谐社会。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科学发展观的拥护者，我也将终生不折不扣地执行科学发展观。希望在场的所有同志跟我一道去转变观念，去执行科学发展观。既然中央已将“又快又好”改为“又好又快”，那么我们的发展已从求数量向求质量、从求单一向求综合转变。25年前政协委员中的企业代表选的是谁最革命，今天以前的政协委员中的企业代表选的是谁交利税最多，明天以后的政协委员应比的是谁最公益慈善、谁最有社会责任、最具道德诚信。科学发展观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如果思想观念转变了，我们就可谈第二个问题了，即战略调整问题。科学发展观这条路必然涉及到国家战略的调整，可持续发展战略有两个没做好，第一个是国土整治规划，第二个是产业发展规划。前一个关系到我们的城市化，后一个关系到我们的工业化。

现在的环境问题都是从前的大布局和大结构问题，新上马的工业项目从单个上看基本都符合环保，起码字面上是符合环保的，但是挤在一起，这个地方环境与资源是不是能承载得了，就需要对这个区域的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我们如今却只有单个项目的审批权。

未来大工业和大城市的规划制订，必须打破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容量总量，制定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再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制定不同的考核体系，再根据不同的考核体系制订不同的经济政策与责任机制。在这考核体系中，环境评价是主要考核指标。有些部委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人口计生委提出根据人口总量来划分，如人口限制区、人口疏散区、人口的聚集区等等，我们环保也在做规划环评，根据不同的区域，根据生态环境来设定不同的开发区域。其实这些战略规划应由谁做？当然应由宏观经济部门做。可很多部门都正在热衷于审批。

目前，我国在立法体制上存在不少问题，因为立法的和执法的全是一拨人。争那个法就是为了争那个权，争那个权又是为了争那个利，由此陷入了恶性循环的行政泥潭。上面把该管的宏观规划变成微观审批，而下面则把该管的微观事务变成雄心万丈的战略规划，使各区域间划地为牢、以邻为壑、重复建设。这便是典型的“宏微倒挂”。

比方说内蒙的鄂尔多斯相邻四个省，根据不同行政区划，建成了完全相同的煤化基地，而几个不同的大能源公司到那里又上马了一批内容重复的产业项目，下面那些市县又成立了数以百计内容重复的相关企业。这种无序，这种浪费，这种分割，正说明这是一个大决策、大规划、大体制问题。宏观部门当然要重新系统地去制定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一旦调整，我们就可谈第三个问题了，即政策和体制问题。

政策上首先需要创新干部考核体系，就是一个新的干部考核体系中应该加上什么新内容，我们绝不能再仅凭着GDP和政治口号就提拔干部，这个“官场潜规则”必须打破。我们要提倡综合指标，综合指标必然产生综合干部，综合干部必然产生综合业绩，综合业绩必然产生综合国力。

其次是制定环境经济新政策。谁都知道环境和经济“双赢”的路，比如新能源，循环经济等等，但是有一点没有算出来，就是我们在人均2000美元的时候走人家人均8000美元才走的路，我们的发展速度会降多少？我们的财税能否支撑得住？经济转型成本究竟有多大？至今，还没有一个部门，一个机构、一个组织认真去算过。由于没有人算，中央就处于两难而下不了决心，一系列政策也就没有办法出台，比如生态环境税，比如高耗能惩罚、新能源鼓励的政策，比如区域平衡的生态补偿等等。

我个人认为，这新能源与循环经济的路还必须勒紧裤腰带下决心提前走。为什么呢？一是国情所迫。二是即便降些速度，只要能在若干年后实现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也很值得。三是还会有其他收获，比如能带来新的就业，带来科技的创新，带来外交的主动，带来人体健康和社会稳定，带来社会主义一系列新指标的建立。

最后再说一下体制问题。我们如今最头疼的问题就是职能交叉与权责不明，这颇具中国特色。我原来在体改办当副主任，国务院领导批示我们研究一下“注水猪”问题。我说太容易了，定几条标准来限制市场准入不就成了吗？后来才发现，居然九个部门跟这头猪有关系，九个部门吵得晕头转向，因为这关系到各部门的切身利益。光相关法律就有那么厚一叠，至今这个问题也未根本解决。我在国资局时，九个部门管国有资产；我在技术监督局时，七个部门管市场。现在环保局，一条河几个部门，水利部管水，我们管岸上，他们上不了岸我们下不了水，就像那首歌，“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大家都在抢权，但一出事儿就先找环保，谁叫你全称叫环境保护局的？国际和国内都统统认为你就是中国环境保护的唯一品牌，中国的环境保护出了事儿就是你负责。再如在沙尘暴的问题上，有不少人批评我们环保部门，说环保工作是怎么干的。其实防治沙尘暴的体制很复杂。草原是畜牧部门管，治沙是林业局管，发布是气象局管。还有，城市污水建设部管，海洋污染海洋局管，农业污染农业部管。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完整的林木水草土的生态系统非要人为地分割成不同部门管理。最近不断有人讨论环保局升环境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名称很不重要，我不要这个“面子”，我希望给更多“里子”，把分散到各部门的职能尽可能多地统一起来。不让环保局统也行，谁来统都可以，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环境问题是综合的问题，必须要有综合管理的机制，必须达到综合权能的统一。实在不行就在上面设一个大协调机制，协调各部门的利益关系，并且还应有最终裁断权。

还有就是地方垂直问题。环保是不是该垂直，我们非常矛盾。根据《环境保护法》规定，环境质量由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但是他不负责也没辙。这时候就需要监管，监管就需要有限垂直，起码我们要在执法与监测上垂直。行政执法垂直好理解，为什么环境监测也要垂直呢？因为我治不好起码也能说得清，要让中央知道真情况。要承担环境监管责任就要赋予一定的权力，权责利必须统一。

我还要强调一点，我们以后的法律、机制、观念上一定要扭转，就是我们对人大、政协、学术界、新闻界、公众、社团、中介组织等等要有一个良性互动的机制。世界上自从有环保部门出现的那天起，就必然会和所有的利益集团、所有的地方保护主义、所有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传统的发展思维发生冲撞。但是中央政府是支持环保的，因为中央政府看到的是全局综合信息，算的是政治大账，不会只算局部经济账，中央政府会为执政地位、执政基础算这个大帐。中央反复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环保工作是公共事务，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利益。因此环保部门要全面推动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环保的法规法律应该是公众参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法规，为此要加大环境信息的披露。

最后，我衷心希望政策法制这个队伍永葆自己的敏锐性与前瞻性，上下一心，富有朝气，不怕失败，不计得失，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推动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和环保事业的最终胜利，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