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助力能源电力装备绿色选型，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电气设备六氟化硫回收和净化》，明确了六氟化硫（SF₆）回收净化项目的适用条件、减排量核算与监测规范，填补了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在SF₆电气装备领域的空白。

　　作为电力设备绝缘与灭弧的关键介质，六氟化硫（SF₆）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推动其减排对落实覆盖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的我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实现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大量SF₆电气设备进入检修更替期，年处理需求达数千吨。本方法学适用的具体项目类型有哪些？项目须满足什么条件？企业可以获得多少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收益？是否会促进相关回收净化或原料替代技术的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方法学编制成员之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基建部副主任周新风。

　　SF₆作为强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能（GWP）值约为CO₂的23500倍

　　中国环境报：电气设备六氟化硫回收和净化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周新风：六氟化硫（SF₆）回收和净化对温室气体减排意义重大，核心是减少高GWP值气体的泄漏与排放，助力“双碳”目标达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SF₆作为强温室气体，其GWP值约为CO₂的23500倍，且大气寿命长达3200年，少量泄漏就会造成严重温室效应；二是回收净化可避免SF₆直接排放到大气中，显著降低单个电力项目的碳足迹，在变电站、开关站等高压设备集中场景的减排效果尤其突出；三是净化后的SF₆可循环再利用，减少新SF₆的生产需求，从源头降低生产环节的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

　　另外，近期我国提交了2035年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SF₆作为典型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由于其GWP值高、大气寿命长，是未来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重点方向之一，对于实现我国新NDC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同时，方法学发布后将进一步扩充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支持领域，也是我国碳市场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领域的重要突破。

　　中国环境报：电气设备六氟化硫（SF₆）回收和净化为何率先出台方法学？相比而言，六氟化硫目前还在哪些领域应用？大概排放情况如何？其他领域的SF₆回收和净化是否存在难点？

　　周新风：SF₆回收和净化方法学率先在电力领域推出，是基于这一行业具备的可行性基础和减排紧迫性。

　　一是排放源集中可控，SF₆的主要应用领域聚焦于电力行业，占比约70%，且高压电气设备，如SF₆封闭式组合电器（GIS组合电器）、断路器等，多集中在变电站、开关站等固定场所，管理规范，排放源易于识别和计量。SF₆电气设备在电力系统中扮演关键角色，其检修和退役环节是排放集中点，便于方法学明确减排项目边界。

　　二是技术成熟度高，电网企业已建立完整的SF₆回收净化技术体系，包括移动式和基站式处理装置，工艺标准化程度高，为方法学落地积累了实践经验。三是减排潜力显著，目前行业平均回收水平不足，随着新型电力系统的持续推进，对于未来将新增的SF₆电气设备，通过方法学可推动其规模化减排。

　　我国SF₆使用领域除电力行业外，还包括电子行业、石油化工、冶金等其他领域，其中电子行业占比约20%，主要用于半导体制造的蚀刻和清洗；其他领域占比约10%，主要用于冶金保护气等。

　　相比之下，SF₆在半导体制造和金属冶炼等领域的减排存在根本性难点：在半导体行业中，六氟化硫作为工艺气体在反应中被直接分解，无法物理回收；在冶金行业，它作为保护气被持续稀释逸散，导致收集和提纯在技术上极为困难。这些领域排放源分散且难以准确监测计量，导致针对它们的回收和净化方法学目前难以出台。

　　必须同时满足技术、管理和数据三方面核心条件

　　周新风：本方法学适用于66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SF₆电气设备（如GIS组合电器、断路器、变压器等）在检修或退役时，对设备气室内的SF₆气体进行回收、净化并回用的项目活动；不适用的类型有三类，一是使用SF₆替代气体的项目，这类项目与本方法学减排量计算逻辑完全不同。二是66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的SF₆设备回收、净化项目，因其可以使用其他气体替代SF₆。三是非电气领域的应用，如半导体制造、冶金等行业中的SF₆使用场景，因其排放源分散、技术路线不成熟。

　　使用本方法学必须同时满足技术、管理和数据三方面的核心条件：在技术层面，回收净化后的SF₆气体品质是硬性指标，必须达到国家标准《工业六氟化硫》（GB/T 12022）对新气的要求，确保回用后的设备安全可靠。在管理层面，项目业主资质是关键，必须为电气设备的产权所有者或取得其书面授权的合法主体，确保项目实施的权责统一；同时，严格规定单台设备在计入期内因检修产生的减排量仅可计算一次，杜绝为追求减排收益而安排“非必要检修”。在数据监管方面，方法学要求项目的关键监测数据（如回收气体重量、气室压力与温度等）必须与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联网，并且数据源需交叉核对以确保减排量的保守性，利用信息化手段从源头保障数据的真实、透明与可追溯。

　　综上，通过合理设定界定适用范围、严格的准入条件并辅以创新的数据监管模式，本方法学为SF₆回收净化项目的高质量开发提供了清晰、可靠的框架，旨在切实推动电力系统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行动。

　　周新风：首先，在CCER对企业的收益方面，SF₆回收和净化相较于直接购买新气，成本是大幅度增加的，通过CCER项目企业收益可实现显著改善，具体提升幅度取决于项目规模和处理量，以年处理60吨SF₆的大型项目为例，可从完全没有收益到基本覆盖成本。

　　其次，是提升项目经济性方面的作用，方法学通过市场化机制将环境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破解了“高成本、低收益”的行业困境。其作用体现在创造经济激励，CCER收益为减排项目提供额外收入流，改变纯投入的环保行为模式。

　　最后，是促进技术发展方面，方法学的实施将通过经济杠杆显著加速相关技术创新和推广。一方面，CCER收益预期激励企业投资研发更高效、低成本的回收净化技术，开发专用吸附剂和快速净化工艺，移动式、集成化装备成为重点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方法学间接促进原料替代技术突破，通过凸显SF₆的高减排成本，激励企业探索六氟化硫替代气体，形成“回收与替代”双轨并进的技术路线。同时，方法学要求的闭环管理（回收—净化—回用）将带动检测设备、物联网监测平台等配套产业成长，形成绿色供应链，为行业深度减排提供长效动力。

　　周新风：本方法学在机制和思路上进行了多项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适用条件方面，覆盖范围包括所有电气设备使用场景（包括发电、交通、油气等领域），更有利于强化SF₆回收净化技术减排行为的支持力度；二是基准线设置方面，根据我国SF₆回收和净化的实践水平合理设置，在保证激励相关企业开发的同时防止了潜在的过高收益。三是数据质量保障方面，通过SF₆回收净化的重量数据、流量数据交叉验证等方式确保减排量计算保守，同时要求监测数据与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https://www.cets.org.cn）联网，减排量仅产生于联网之后，并明确参数监测频次，提升监管可操作性；四是流程优化方面，基于对行业经济性障碍的充分调研，符合条件项目可免予额外性论证，降低项目开发和监管成本。此外，为了使方法学这些创新更贴合我国电力行业管理实际，项目边界设计涵盖了从设备气室到净化中心的完整链条，以确保减排量可追溯。

　　本次方法学设计最核心的理念是通过市场机制将环境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推动SF₆从“资源消耗”向“资源循环”转变。其精髓在于利用CCER收益破解“高成本、低收益”的行业困境，激励企业将检修和退役环节的“必然排放”转化为可测量、可核查的减排量，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与资源高效利用的双重目标。这一理念体现了碳市场机制引导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层逻辑，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周新风：本方法学构建了一套层次清晰、覆盖全流程的参数管理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关键参数监测、交叉验证机制和全流程数据监管三大支柱，确保减排量核算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方法学实际涉及的参数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远不止于简单的数量统计。

　　在参数体系设计上，方法学确定了1个基准性参数，即SF₆的GWP值（23500），主要参考第五次IPCC报告。项目实施阶段需监测和确定的参数共15个，这些参数可分为三类：一是用于计算设备内SF₆初始保有量的气体状态参数（如回收前后的压力、温度）；二是直接决定减排量大小的重量流量参数（如回收、净化前后的SF₆质量）；三是确保过程真实的过程控制参数。

　　为确保这些参数数据的质量，方法学创新性地设立了双重交叉验证与保守取值原则。这是质量控制的核心环节。例如，对回收的SF₆重量，必须同时使用经强制检定的磅秤（精度Ⅲ级）和质量流量计（精度1.0级）进行同步监测。当两组数据出现差异时，系统将自动采纳会导致减排量计算结果更小的那个保守值，从根本上杜绝了数据高估的可能性。

　　在可操作性方面，方法学通过信息化与制度化的结合实现了高效监管。所有监测数据必须实时接入项目监测数据储存系统，并联网至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使减排量的产生完全置于透明、可追溯的监管环境下。这套系统将监测点（如压力、温度传感器）嵌入现有设备接口，在不干扰正常运维的同时，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与上报，极大提升了可操作性。最终，通过第三方机构的现场核查、数据溯源以及长达10年的档案保存制度，确保CCER减排量的真实性。

　　周新风：基准线情景设置为“在六氟化硫电气设备检修和退役过程中，对其中填充的90%的六氟化硫进行回收和净化处理并回用，10%的六氟化硫排空”，其根本目的在于科学界定项目的“额外性”。

　　自愿碳市场机制的核心是激励那些在没有碳收益情况下不会发生的减排行为。基准线作为衡量基准，旨在准确区分“常规实践”与“额外减排”。若基准线设置过低（如完全排空），会导致本属企业责任范围内的行为获得超额收益，损害碳信用的环境完整性；若设置过高（如行业最优水平），则会超出大多数企业的能力范围，削弱参与积极性。因此，90%的设定是基于对我国行业现状的深入调研，为量化真实、可核查的额外减排量提供科学依据。

　　基准线的意义其一是体现了行业差异性与政策包容性。我国SF₆回收领域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将基准线设定为90%，既认可了领先企业的实践，又为后进企业提供了可达标的目标，避免了“一刀切”带来的不公平。这种设计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不同技术条件下的实施能力，具有广泛的行业适应性。二是确保经济可行性与激励有效性，基准线与项目经济性紧密关联，在本基准线情景下，项目CCER收益可基本覆盖增量成本，使项目从亏损转为微利，有效消除了企业参与减排的经济障碍。这种“收益覆盖成本但不产生暴利”的设计，确保了激励机制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三是遵循技术进步规律与保守性原则，当前SF₆回收技术受限于技术局限等因素，95%的回收净化率已接近技术极限。若将基准线设定于此技术顶点，将无法产生减排量。90%的基准线符合行业普遍技术水平，为技术迭代预留了空间，同时体现了碳市场核算的保守性原则，防止减排量被高估。四是服务国家碳中和战略目标，作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的重要工具，方法学通过合理的基准线设置，引导资金和技术向SF₆减排领域聚集，推动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实现，是完善全国碳市场体系的重要举措。

　　总而言之，本方法学采用90%的基准线，不仅遵循了国际碳市场机制的通用规则，更立足于我国行业发展实际，在保障环境效益、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达性之间取得了最佳平衡。这一设定为科学量化减排效益、广泛动员社会参与、稳步推进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中国环境报：方法学为何单独提出“防止电气设备非必要检修”？从经济角度考量，未来企业重复获取收益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应如何杜绝？

　　周新风：方法学中特别强调“防止电气设备非必要检修”，其核心目的在于维护碳信用机制的环境完整性与额外性原则。这一规定基于对电力行业运行特性的深刻理解：电网设备的任何停电检修都必须经过电力调度部门的严格审批，需提交试验报告、隐患排查等多项支撑材料，其决策完全独立于碳收益考量。从制度源头看，这种刚性管理机制已彻底杜绝了“为创造减排量而安排非必要检修”的操作空间，体现了方法学编制严守环境效益真实底线的核心理念。

　　为确保彻底杜绝任何理论上的风险，方法学构建了多层级保障机制。首先，它完全依托电力行业固有的刚性管理制度（如《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将减排项目活动深度嵌入现有的规范运维流程，使项目行为成为安全管理的自然延伸而非独立于外的特殊操作。其次，在方法学层面设置了刚性条款，明确规定“单台设备在计入期内因检修产生的减排量仅可计算一次”，从规则上消除了通过频繁检修同一设备来重复获益的可能性。最后，通过第三方审定核查机构对检修计划、停电申请、调度批文等原始记录进行交叉验证，确保每项检修活动都符合行业常规实践和安全要求。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一个坚实的防护体系，确保了CCER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中国环境报：在起草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的讨论细节？

　　周新风：在本方法学的起草过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且引发深入讨论的技术细节，无疑是基准线情景的设定。

　　这一讨论的核心源于方法学的独特性：SF₆回收净化项目本质上是一种完全不具备经济收益的投资行为，其操作成本远高于直接采购新气的费用，同时由于SF₆的全球变暖潜势极高，基准线的微小偏差都会对碳市场整体信用产生放大效应。因此，基准线的设定不仅关系到项目的可行性，更直接影响到整个碳交易机制的环境完整性和公信力。

　　讨论的焦点高度集中于如何平衡技术最优与普遍可达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基准线需要反映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平，以确保减排量的真实性和额外性；另一方面，它必须兼顾全国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实际能力，避免因标准过高而挫伤广泛参与的积极性。需深入到政策设计与市场激励的深层关系，找到一个既能引导行业进步又能确保大规模落地的科学平衡点。

　　最终，通过多轮严谨的技术论证和经济分析，我们达成了共识：基准线应设置为一个能够触发企业减排行动且满足实际情况的合理比例，根据两家电网企业的实践水平，明确了90%的SF₆气体回收净化并回用的基准线，既确保了保守性原则防止了减排量的高估，又符合我国六氟化硫管控实践，为碳市场机制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领域的应用做出了探索实践。